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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系列報道:深圳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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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來源:新華社-瞭望智庫  2019-03-29

  2018年3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廣東代表團審議時發表重要講話,明確指出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成為全國的一面旗幟,要發揮示范帶動作用。已經過去了一年,深圳有何落實舉措?成效如何?有哪些可資借鑒?

  回顧這一年,深圳市委市政府以緊鑼密鼓的節奏貫徹落實,市委書記王偉中第一時間部署,市長陳如桂專門召開企業座談會聽取意見,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牽頭組成文件起草組......深圳市委六屆十次全會審議通過加快高新技術產業高質量發展決定,提出圍繞科技體制改革、創新能力提升等方面實施七大工程,包括4大機制、10大計劃、10大行動。 

  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吳思康介紹了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最新情況以及創新型政策舉措。瞭望智庫從90多條重大改革創新舉措中,摘取了30多條對全國有借鑒示范價值的政策創新點進行了深入探討,全面解碼深圳在科研項目管理、創新資源配置、新經濟服務監管等方面所做出的探索和創新,為國家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供地方實踐樣本。 

  2018年,深圳全社會研發投入占GDP比重達4.2%;PCT國際專利申請量1.8萬件,連續15年居全國大中城市第一;新增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3000家以上,總數達1.44萬家,居全國大中城市第二;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接近40%,先進制造業、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分別為6564.83億元和6131.20億元,增長12.0%和13.3%。 

系列一:大破大立,把科研項目的立項權交給企業

  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破除一切制約科技創新的思想障礙和制度藩籬”,為了解決當前科研管理環節中遇到的痛點問題,深圳提出實施科研體制機制改革工程,強化企業的主導作用,發揮市場對技術方向、路線選擇、要素價格、要素配置的導向作用,打造科技體制改革先行區。  

  01 建立常態化的政企科技創新咨詢制度。在制定科技計劃和攻關項目時,充分征求企業和科研機構意見。邀請國際科學家、創新企業家、風險投資家參與項目遴選。 

  目前,各部門制訂政策時也有到企業調研、召開座談會征求意見等,但缺少一個與科學家、企業家和投資家的常態化溝通渠道,還沒有建立一個成熟的政策咨詢機制。這容易導致我們在制定計劃和遴選項目時把握不夠精準,甚至可能出現誤判。 

  推出這一舉措,就是要明確建立一個與企業家、專家、風險投資家的常態化咨詢制度。就如各地每個季度都有經濟形勢分析會,未來,也可以每個季度或半年召開科技創新形勢分析會,共同研討當前及未來科技和產業發展趨勢,形成一個定期性、常態化的制度。此外,我們每年都要制定科研計劃、確定科技攻關項目,過去大學教授參與的多一些,企業家參與的少一些,那么這次改革強調了國際科學家參與,保證了項目的國際性、前沿性;突出了企業家、投資家的參與,確保了科研計劃更加貼近市場的需求,提高科技創新的效率和效益。 

  【國際借鑒】 

  美英日等國在制訂科研政策和科研項目遴選時都會注重發揮公共機構、社會組織和企業的作用。比如,美國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將民間、私營企業、非政府組織的反饋意見納入決策協調過程。英國的科學技術委員會,成員除了包括學術界專家,還注重吸收工業界、金融界等行業人士加入。 

  02 科研經費分配。支持符合條件的企業自主立項科研項目,給予一定比例的「科研經費資助」。 

  當前科研項目管理,一般采取政府立項,企業和機構申報,經專家評審通過后給予資助,這容易導致科研項目與市場需求脫節,也難以調動企業和研究機構參與基礎研究的積極性。 

  這項舉措,核心就是要探索從政府科研立項為主轉向企業自主立項為主,將科研項目的立項權交給企業,對符合條件的企業由其自主立項,政府給予適當資助,這是一項重大的創新性舉措。過去我們一直強調市場導向,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但缺乏具體的落實機制,這項改革就是要把“市場導向、企業主體”落實到科研項目管理中。當然,這樣做有些人擔心,直接資助企業立項會不會效果不好,甚至會出現企業騙取政府的科研經費?深圳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認真研究,通過三個方面來確保這項政策的實施效果:一是設立條件,為保證資助資金的效益,資助并不是針對所有企業,而是面向一些具備科研基礎條件的企業,如規上工業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等;二是建立懲罰機制,結合企業信用體系建設,對虛報假報、不講誠信的企業實施懲罰制度;三是制定合理的資助比例,科研項目經費由企業承擔大部分,政府只是資助小部分,比如30%左右,既保證了企業仍是研發投入的主體,使他們在項目決策時更加審慎,也明確了政府只是跟投資助,并不影響企業的自主決策。 

  【國際借鑒】 

  西方發達國家都很注重支持企業提升創新能力。比如,德國聯邦經濟技術部實施的“中小企業中心創新計劃(ZIM)”,采用研發經費補貼方式支持企業自主開展新產品、新技術與創新型服務的研發項目,資助比例達到了研究經費的20%-45%。 

  03 建立“綠色通道”。建立更具彈性的評審機制,對于諾貝爾獎得主、兩院院士等國內外頂級科學家申報的項目,建立“綠色通道”,簡化評審環節。 

  當前科研項目評審制度存在“中低端評高端”“外行評內行”的現象,一些諾貝爾獎得主、兩院院士等國內外頂級科學家申報的項目,也要與其他申報人一樣花大量時間準備申報材料,而且往往由于內容比較前沿,可能在評審時不容易被專家所理解而落選,影響了他們的積極性,甚至不愿意再參與地方政府組織的科研活動。 

  出臺這一措施,就是要為頂級科學家牽頭的項目提供最簡化的評審程序,在考察了他們的過往業績之后,不需要再花大量精力去準備申報材料,評審也不采取一般的專家評審模式,可以探索“一事一議”、賦予自主立項權等特殊通道,為他們參與科研活動提供盡可能的便利條件,以防錯過一些可能對未來科技與產業產生革命性影響的科研項目,錯過科技創新急需的頂尖人才。 

  【國際借鑒】 

  日本高級科研人員申請課題實行注冊制,程序非常簡單,只需在申請書上填寫研究項目和內容即可,資助經費撥付速度也很快,而且能保障他們一到兩年的研究。 

  04 支持非共識創新。在基礎研究領域建立包容和支持非共識創新的制度,擴大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立項自主權,每年給予一定金額的資助,支持有創新價值但沒形成共識的項目。 

  非共識創新是指與已知的科學知識不相吻合的創意和設想,還得不到業界和同行的普遍認同。這類創新往往與權威論斷不一致,又因創新性太強而實現的難度大、風險高,容易被貼上“離經叛道”的標簽,從而很難得到支持。從“非共識”到“共識”,可能是一個漫長艱辛的過程,卻往往孕育著顛覆性創新的“火種”。這些科研項目雖然在評審時不一定能獲得專家的認同,但卻有可能對科技變革產生深遠影響。 

  推出這一舉措,就是在基礎研究領域建立包容和支持非共識創新的制度,將科研立項權由政府交給高校和科研機構,給予高校和科研機構的自主立項權,對那些非共識創新項目給予資金上的支持,推動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科技創新氛圍,培育一流的土壤和環境。深圳未來將每年給予高等院校、科研機構一定額度自主資助非共識創新項目,比如每個項目資助10萬—50萬不等,政府不干涉這類科研項目的具體過程,由高校和科研機構自行組織科研管理和績效評價,讓創新者自由開展科研活動,這些小的投入可能會帶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國際借鑒】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對大膽創新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多資助渠道,如NSF設有小額探索基金(SGER)和探索性早期概念研究基金(EAGER)等,NIH也設有探索發展研究基金(R21基金)、非傳統知識加速研究基金(EUREKA基金)等,這些對美國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創新策源地發揮了重要作用。 

  05 試點外籍科學家領銜重大科技項目機制。 

  當前我們在很多科技創新領域還處于跟跑階段,與歐美等科技強國還有較大差距。外籍科學家是我們提升科技創新能力的重要力量,加快國際合作的重要紐帶,但當前外籍科學家參與國內重大科研項目渠道還不是很通暢。 

  試點外籍科學家領銜重大科技項目,就是要面向全球科學家,除大幅放寬他們來華工作的條件,營造一流的工作生活環境,按國際標準制訂薪酬待遇等一般性政策外,還要給予他們充分的信任,授權他們領銜開展科研項目,賦予他們足夠的人財物支配權限,支持他們牽頭開展國家和地方重大科技項目研究,幫助我們提升科技創新水平,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成為我們科技攻關的重要力量,共同推動全球科技水平的提升,共同解決人類面對的重大問題。 

  【國際借鑒】 

  科學無國界,美俄等國都很注重引進利用外籍科學家。美國曾在二戰期間充分吸收德、意頂級科學家、工程師參加甚至牽頭導彈、火箭、核武器等重大科研項目。俄羅斯曾于2012年邀請80余名外籍科學家赴俄主持超大型科研項目,并在俄高校建立實驗室。 

  06 探索科研項目經理人制度。賦予項目經理人進行項目組織實施、跟蹤評估、財務監督等管理權限,提高研發效率和成果質量。 

  當前科研項目管理的缺陷主要在于,受人力不足及專業領域全覆蓋難度大等限制,科研管理還不夠精細,組織效率還不夠高。 

  探索科研項目經理人制度,就是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對一些重大科研計劃項目,聘請專業的優秀人才為科技項目經理,充分賦予他們人、財、物支配權力,管理項目的組織實施,最后由項目委托方(如科技主管部門)監督、驗收、評估。這將探索一條提升科研管理專業化、精細化水平,提高組織效率和資金使用效益的新路子。 

  【國際借鑒】 

  世界知名企業,如伊萊克斯、西門子等在技術研發項目中都采取項目經理制,每個項目都由一名專業人士擔任項目經理,全權負責項目組織實施,大幅縮短了研發周期。美國國防部的科技項目管理廣泛實行項目經理人制度,成效顯著。 

  07 優化項目審批流程。簡化科研項目預算編制、項目報表和審批流程,提高人員經費、調研經費等「軟性費用」在項目經費中的比例。 

  過去科研項目立項申報比較繁瑣,在預算編制等方面耗費科研人員大量精力;政府資助的科研經費多限于用在設備、器材等硬性費用上,對人員薪酬、會務費等軟性費用的比例有嚴格規定,不利于調動科研人員在創新活動中的能動性。 

  推出該措施,就是要實現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著力改革和創新科研經費使用和管理方式,讓經費為人的創造性活動服務”。通過精簡合并費用科目,取消對科目明細的要求,調整對人員經費、會務費等的比例限制,合并財務和技術驗收等,將科研人員從繁瑣事務中解放出來,最大程度激發科研人員創新的積極性,為科研人員營造潛心研究的環境。 

  【國際借鑒】 

  德國在科研項目預算編制、項目報表和審批流程都非常簡單,且將項目申報方案的籌劃、審查、評估等工作交由中介咨詢機構和專業評估機構承擔;科研經費預算時重視人力價值,60%-70%的經費預算屬于項目人員經費。 

  08 探索科研成果懸賞制度。圍繞產業鏈、創新鏈關鍵領域,遴選一批重大科研項目,面向全球征集攻關團隊,購買符合條件的創新成果和解決方案。 

  當前科研項目組織模式下,參與項目申報的對象大多局限于國內的高校、科研院所和研究機構,面向國外的很少。同時,項目實施過程中需要花費大量人力物力組織、實施和監督,懸賞制度實際上就是一種直接購買成果的模式,組織效率和成功幾率都非常高。 

  科研成果懸賞制度有許多突出的特點,例如需求導向創新、結果導向評審、目標導向管理等等。這些特點就是它的優勢所在,科研項目的攻關是不分國界、不分民族的,在這種開放創新模式下,可以匯集不同領域、不同國別的科技人才為我們所用,有效彌補了現行科研資助機制的不足。建立科研成果懸賞制度,就是為了解決特定領域的難題,面向全球征集科技創新成果的一種科技獎勵制度。簡單來說,就是政府購買科技成果,只有成果達到需求才付費。 

  【國際借鑒】 

  科研成果懸賞制度在西方發達國家較為盛行, 最早的科技懸賞可以追溯到1740年的英國。美、英、法、德等國先后設立了百余項影響重大的科技懸賞獎(如美國國防部設立的機場技術安全獎),極大地促進了科技創新,提升了政府科研經費的使用效率。 

  09 探索設立首席科學家制度。在相關部門設立首席科學家,負責制定本部門科技發展規劃,研究提出重大科技攻關項目,開展重大技術應用推廣等。 

  當前新技術加速迭代,有些政府部門可能設有技術性崗位,但往往只是執行一般性技術工作,僅關注項目技術性、規范性、安全性夠不夠,缺乏戰略性、前瞻性,導致本部門科技進步步伐不夠快,一些新技術新產品不能及時得到應用推廣。 

  探索設立首席科學家制度,就是為了解決這類問題。借鑒以色列等經驗,通過面向全球遴選專業能力強、有戰略眼光的科學家,聘用他們來負責重大技術應用和系統規劃研究,進一步推動行業領域的創新發展,增強政府決策的科學性。例如,在交通部門設立首席科學家,負責牽頭制定交通技術應用規劃、新型交通工具和設備使用推廣計劃等,推動新技術、新交通工具應用等方面走在前列。再如,在科技部門設立首席科學家,負責制定科技發展規劃和計劃,研判捕捉前沿性技術、顛覆性技術等。 

  【國際借鑒】 

  首席科學家制度在國外已有先例。比如,以色列在國家科技部、工貿、能源等13個部任命了首席科學家,負責制定國家科技發展規劃。英國在外交部設立首席科學家,為政府提供科技計劃方面的建議。美國在白宮設有總統科技顧問。 

  10 推動科研攻關模式從“相馬”變為“賽馬”。探索建立科研項目攻關動態競爭機制,對重大科技計劃項目,將一次性資助調整為分階段資助,根據科研團隊研究進展情況,項目前期實施分散化、小額度資助,項目中后期逐步加大支持力度,實現科研攻關由預選單一主體向多元化競爭轉變。

  當前科研項目立項一般是通過專家評審,遴選確定一個科研團隊承擔研究任務,競爭主要體現在項目計劃書的競爭,體現在參與人員過去聲望的競爭,導致研發效率和成功幾率受到影響。 

  建立動態競爭機制,形象的說就是要推動科研攻關模式從“相馬”變為“賽馬”,幾匹馬同時跑,看誰跑得快,就繼續支持誰,而不是選定了一匹馬就只能讓它跑,別的馬沒有機會。具體而言,就是在項目前期遴選一批具備基礎和經驗的研發團隊給予小額度的資助,這個階段可以面向5-10個甚至更多團隊給予支持,但支持的金額只有幾十萬元;經過中期評審,篩選出研究進展較好的3-5個團隊,進一步加大資助力度,對其他進展不理想的團隊終止資助;在項目后期,對達到或超過預期目標、有可能取得實質性突破的1-2個團隊,集中資源給予重點支持,實現科研攻關由預選單一主體向多元化競爭轉變,提升科研成功率和科研經費使用效益。 

  【國際借鑒】 

  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會為項目營造“緊迫”的競爭氛圍,激發科研人員的熱情。如果在有限的時間內項目的既定目標沒有實現,就會有其他的團隊和方案進入,沒有較大進展的一些項目就會遭到淘汰,從而形成良好的競爭機制。 

系列二:開創科研管理新范式,裂變創新驅動強能量 

  面對當前科研評價體系存在的突出問題,深圳率先探索建立符合科研規律的科技評價體系,大力優化科研管理和評價各項環節,推動創新活力競相迸發、創新源泉充分涌流。 

  11 探索建立科研容錯機制。鼓勵科研人員大膽探索,挑戰未知。 

  在目前科研管理和考核“指揮棒”的引導下,對于那些從“0-1”的原創研究,往往研究周期長、進展相對慢、取得突破難、失敗機率高,一些重大研究項目往往因短期內沒能實現突破而難以得到后續經費支持,影響科研人員潛下心來從事基礎研究的積極性。 

  建立這一制度,就是要在對科學研究的長期性、艱巨性和不確定性充分認知的基礎上,對科學研究遭遇挫折甚至錯誤時少一些苛責、多一分包容;也希望避免科技創新上的急功近利心態,對風險多、挑戰大的重大科研項目少一些“硬性指標”、多一些“彈性目標”,對看準了的項目給予長期穩定支持,不能因為沒有“如期完工”就“斷水斷電”。

  【國際借鑒】 

  美國很早就建立了科研容錯制度。“敢于冒險,準許失敗”已經成為美國創新精神的核心。比如,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的項目失敗次數甚至已成為其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關注的重點,失敗率過低將會被質疑其對前沿性關注不夠。 

  12 建立科技數據共享制度。全面實施財政資金資助形成的科學數據科技成果的完整保存、持續積累、開放共享。 

  科學數據是科學研究的重要資源,是科技創新的基礎支撐。國內有些地方已經開始統一歸集由財政資助形成的科學數據,但還沒有建立統一的數據庫,而且也沒有向社會開放共享,導致這些數據得不到充分利用。 

  建立科技數據共享制度,就是對由財政資助科研項目形成的科研數據與成果,進行完整保存并持續積累下去,建成公共性質的科學數據庫,對外開放共享,讓符合條件的企業和科研機構無償使用,使這些寶貴的科學數據資源能得到充分利用。 

  【國際借鑒】 

  美國長期以來奉行“完全與開放”的數據共享政策,遵循三個基本原則:無償、無限制和無歧視,聯邦政府的大部分數據都沒有版權限制,任何單位和個人都可以自由拷貝。 

  13 建立科研創新失敗案例數據庫,減少創新從零開始的試錯成本。 

  過去對科研項目的技術方向、路徑選擇、實驗數據等沒有實現全面收集、整理及公開,從事相近研究的科研人員經常不得不重復走前人已證明失敗的彎路、錯路,造成不必要的人力物力財力浪費。 

  建立科研失敗案例數據庫,就是要對科研活動進行全過程的數據收集、整理保存,并對這些科學數據進行加工,形成專題數據產品并面向科研機構公開,從而降低企業和科研人員的試錯成本,少走彎路、錯路。 

  【國際借鑒】 

  美國賓夕法尼亞哈弗福德學院實驗室構建了一個包括過去十年所做的近4000個化學反應數據庫(其中許多已經失敗,但都被數字化保存下來),利用機器學習算法,推導確定實驗的成敗因素,提高新材料研究成功率,讓失敗的科研數據變廢為寶。 

  14 建立共性技術產權池。由政府購買科技成果,建立共性技術產權池,對符合條件的企業無償開放使用。 

  中小企業往往投入到研發環節的資金相對有限,創新能力也不足,而產品的生產又離不開大量共性技術,一定程度影響了產業的發展。 

  建立共性技術產權池,就是由政府先委托第三方專業機構,收集整理企業在技術攻關上的需求和瓶頸,然后用財政資金采購科技成果,這些科技成果的產權歸政府所有,符合條件的企業均可申請免費使用該成果。這對中小企業而言十分關鍵,解決了他們沒有能力和資金單獨研發關鍵共性技術的難題。 

  【國際借鑒】 

  歐美日等科技強國注重關鍵共性技術的政府干預,組織產學研機構參與共性技術的研發,并由政府構建共性技術庫或共性技術包,通過有償或無償方式提供給國內企業和機構使用。

  15 建立科學分類、合理多元的科研項目評價體系。對自由探索類基礎研究,突出原創性和學術貢獻,探索中長周期評價和國際同行評價;對目標導向類基礎研究,突出解決問題的效能,探索科研過程評估,對未能實現預期目標但取得顯著進展的項目,經評審后可繼續予以支持;對應用技術開發評價,突出企業主體、市場導向,探索用戶評價、第三方評價和市場績效評價。 

  當前科研項目的評價方式相對單一,不論科研項目的類別,往往一律以科研成果論英雄。而事實上,由于科研項目類別不同,研究周期、成果形式、評價方式都有所不同,比如,基礎研究周期長,短期內取得突破進展非常困難,不適合采取短周期評價。 

  建立科研項目分類評價體系,就是要根據不同類別的科研項目,結合各自的研究特點和規律,采取不同的、符合科研規律的評價方式,使科研評價更加科學合理、更能調動科研人員的積極性。這一制度的關鍵在于“科學分類,合理多元”,例如針對自由探索類基礎研究周期長、進展慢、突破難、不確定性大等特點,突出研究的原創性和學術貢獻,采取中長周期評價和國際同行評價;對于目標導向類基礎研究,由于有了明確的科研目標,則突出科研團隊解決問題的效能,探索科研過程評估,研究設立彈性評價指標,對于驗收時未達到預期效果但是取得了顯著價值的項目,經專業機構評審后可繼續支持;對應用技術開發類研究,突出企業主體、市場導向和成果產業化評價,探索可由用戶進行評價,或由第三方機構進行評價,或根據市場績效進行評價。

  【國際借鑒】 

  日本政府出臺《國家研究開發評價實施辦法大綱指南》,明確了基礎研究的分類,確定了詳細的評價實施辦法,不同的類別實施不同的評價指標體系和評價方法。 

  16 探索代表作評價制度。改進科技人才評價方式,不唯論文、職稱、學歷、獎項評價人才,探索建立「代表作評價制度」,注重標志性成果的質量、貢獻、影響。 

  數學家陳景潤10年沒發過一篇論文,但依舊憑借其代表作《表達偶數為一個素數及一個不超過兩個素數的乘積之和》,成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里程碑。因此,可以說代表作是反映一個科研人員水平的重要衡量依據。我們目前的評價體系更注重論文的數量和研究項目的多少,而較少從質量的角度來評判,或把數量的因素作為更重要的評價指標,這不利于讓頂級人才脫穎而出。 

  建立代表作評價制度,就是要解決有的人可能論文數量很多,可稱汗牛充棟,但真正有價值、有獨創性的創新少的問題,引導科研創新向高質量發展。

  【國際借鑒】 

  荷蘭大學協會對荷蘭高校近五年科研績效的評價著重考核該校每年最主要論著的質量及其聲譽。

  17 優化科研事業單位評價機制。根據科研機構從事的科研活動類型,分類建立相應的評價指標和評價方式,避免簡單以高層次人才數量評價科研事業單位。 

  當前的科研機構評價管理制度,一定程度存在以領軍人物的學術頭銜和數量定資質的問題,但實際上由于各類科研機構設立的目的不同,從事的研究工作性質有差異,單純用高層次人才數量來評價,不一定符合科研事業發展多樣性的需要。 

  推出這項措施,就是落實國務院《關于深化項目評審、人才評價、機構評估改革的意見》要求,根據科研機構從事的科研活動類型,分類建立相應的評價指標和評價方式。探索按科研單位類別建立更加科學的評價指標和評價方式,比如對于科學與工程研究類機構重點評價原始創新能力、國際科學前沿競爭力、滿足國家重大需求的能力;對于技術創新與成果轉化類科研機構重點評價行業共性關鍵技術研發、成果轉化應用能力、對行業技術進步的帶動作用等。

系列三:歡迎奇思妙想,深圳打造顛覆性技術策源地

  針對深圳基礎研究水平不高、原始創新能力不強的突出問題,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努力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把創新主動權、發展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要求,深圳從原始創新、技術創新、高等教育等方面發力,瞄準世界科技前沿領域和頂尖水平,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推出多項針對性舉措布局科技基礎設施,解決“卡脖子”創新難題。

  18 高標準規劃建設光明科學城,主動謀劃腦解析與腦模擬、合成生物研究、光源裝置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礎設施。

  同為一線城市,北上廣都擁有高水平科學城,如北京懷柔科學城、上海張江科學城、廣州科學城,而深圳作為國家創新型城市,基礎研究還很薄弱,引領創新能力還不足,缺乏一個聚集重大科技設施和頂尖科技人才的科學城。

  深圳正在規劃建設的光明科學城,充分體現了深圳加強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的決心,光明科學城將以建設大科學裝置群為基礎依托,以創新科技體制機制為關鍵支撐,以引領式創新為主攻方向,突出國際性、高端性、前沿性,努力打造國際一流的科學城,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創新平臺。

  【國際借鑒】

  世界各國都采取建設科學城或科學園區的方式,集聚創新資源。全球大大小小的各類科學城有500多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有美國斯坦福研究園、美國波士頓128號公路高技術園區、北卡羅萊納州三角研究園,法國索菲亞-安蒂波利斯科學園、日本筑波科學城、英國劍橋科學園、新加坡緯壹科學園等。

  19 建設一批高標準重點實驗室。圍繞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醫療器械、海洋工程等重點領域,依托龍頭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新建若干高水平重點實驗室,探索新型實驗室管理機制。

  重點實驗室是組織高水平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聚集和培養優秀科學家、開展高層次學術交流的重要基地。深圳與北上廣相比,在重點實驗室等創新載體方面還存在較大差距。截至2017年底,深圳擁有國家重點實驗室6家,與北京116家、上海44家,廣州20家等相差較大。

  深圳建實驗室,不是走傳統的實驗室建設老路,不僅在硬件上實施高標準,而且要在管理上創新體制機制,結合產業發展的實際需求,依托龍頭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按照高標準,借鑒國際先進經驗,采取政府與社會聯合出資、交由專業的機構管理運營的方式,建設高水平的重點實驗室,為重點實驗室建設探索新經驗。

  【國際借鑒】

  美國17家國家實驗室平均年度運行經費保持在10億美元左右,迄今為止,已有115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能源部的國家實驗室工作過或開展過合作研究。貝爾實驗室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實驗室之一,通過不斷人才、管理等創新舉措,研究成果顯著——共獲得2.9萬余項專利,誕生過11項諾貝爾獎物理學獎和1項化學獎,是晶體管等許多重大發明的誕生地。

  20 布局重大前沿基礎科學研究。組織實施一批重大前沿基礎科學研究,重點在物理、化學、醫學等領域,組建一批諾貝爾獎科學家實驗室,布局一批新型基礎研究機構,力爭前瞻性基礎研究、引領性原創成果取得重大突破。

  深圳原始創新能力還很薄弱,除了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匱乏外,基礎研究機構也很少。為此,深圳實施了科技創新“十大行動計劃”,其中提出建設十大新型基礎研究機構、十大諾貝爾獎科學家實驗室,目前量子科學與工程研究院、華大生命科學研究院、數字生命研究院等3家首批新型基礎研究機構已正式授牌成立,格拉布斯研究院、中村修二激光照明實驗室、科比爾卡創新藥物與轉化醫學研究院、瓦謝爾計算生物研究院、深圳蓋姆石墨烯研究中心、蘭迪·謝克曼國際聯合醫學實驗室等6家諾獎實驗室已掛牌。

  未來深圳還將在數學、醫學、腦科學、新材料等領域的基礎研究進行重點布局,建設更多新型基礎科研機構和諾貝爾科學家實驗室,并以此為載體吸引一批全球頂尖科技人才,探索高度響應經濟社會發展的科技創新模式。

  21 探索設立深圳自然科學基金。面向全球遴選各領域頂尖科學家,組建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遴選項目、確定方向,支持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鼓勵自由探索式研究。

  我們基礎研究水平與歐美相比還有較大差距,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礎研究投入不足,基礎研究投入不到全社會研發投入的5%,遠低于美國(25%)、日本(20%)等國家。而自然科學基金在提升基礎研究水平,促進基礎學科建設,發現培養優秀科技人才等方面具有重大促進作用。

  深圳設立自然科學基金,就是要發揮深圳在基礎研究領域 “資金池”的作用,吸引全國乃至全球科研人員到深圳申請項目、獲得資助,尤其是支持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鼓勵自由探索式研究。這個基金將成為一個平臺,集聚全球的優秀基礎研究成果在深圳落地,提升深圳的原始創新能力。

  【國際借鑒】

  許多國家都設立了自然科學基金,著名的有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愛爾蘭科學基金、捷克科學基金、歐洲科學基金等。

  22 建立面向未來的顛覆性技術培育機制,支持開展科技前沿技術預見研究;搭建奇思妙想的創意交流平臺,對有潛力的科技創意,定期組織遴選,實施引導和培育。

  顛覆性技術是指超越現今人類科技或知識所及的范疇,而又暫時缺乏科學根據甚至違反人類已知的自然原理的前沿技術。它們能對未來發展產生革命性影響,是引領未來科技和經濟發展的關鍵力量。顛覆性技術往往誕生于奇思妙想的創意中,比如美國太空探索公司的火箭回收技術、日本的氫燃料汽車等。顛覆性技術往往不容易獲得資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特別是在孵化階段,極易錯過搶抓先手的機遇。

  深圳針對顛覆性技術研發的特殊需求,提出制定專項扶持培育政策,搭建奇思妙想的創意交流平臺。具體而言,對于那些有潛力的科技創意,定期組織遴選,實施引導和培育,讓“小創意”變成“大創新”。在這一制度下,將形成新思想層出不窮、新技術加速涌現的生動局面。

  【國際借鑒】

  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一直以發展顛覆性技術和高效的創新機制聞名于世,其中經驗之一就是善于通過激勵競爭機制加速孵化顛覆性技術的發展運用。例如,為加快無人系統技術發展,DARPA通過舉辦“大挑戰”無人系統比賽,以巨額獎金吸引全球研發力量為提升無人系統自主作戰能力服務。

  23 支持在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等設立“創新驗證中心”,為早期創新活動提供種子資金、基本設備和創新孵化服務。

  “創新驗證中心”其實就是創新活動孵化中心,為那些通過常規渠道難以獲得資助的早期創新提供種子資金,孵化創新型項目。目前很多大學生的思想很活躍,有很多好的創意想法,但由于缺乏資金和技術支持去驗證這些創意是否可以轉化成現實產品、是否有商業價值,使這些創意可能沒機會變成大的創新。

  推出這一舉措,就是借鑒國際上實施概念驗證資助計劃的做法,在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探索設立這樣的驗證中心,為創新活動提供驗證支持,為有創業想法的大學生和科研人員的一些創新創意開展評估及測試,幫助他們邁出科技成果轉化的“最初一步”。

  【國際借鑒】

  歐美及亞洲的新加坡等國紛紛實施“概念驗證計劃”,支持科研人員將創意變成產品。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設立“概念驗證中心”,為科研人員提供點火資金(每項5萬美元),用于科研人員證明其科研成果具有商業價值,孵化了眾多創新型企業。

系列四:扶上馬送一程,深圳讓新經濟跑出加速度

  針對當前監管制度難以適應新經濟快速發展需要,新技術新產品推廣應用還存在障礙等突出問題,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必須將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動力”要求,深圳提出實施新技術新產品應用示范工程,著力增加促進新經濟發展的制度供給,加快科研成果從樣品到產品再到商品的轉化,使深圳成為全球新技術新產品率先使用推廣的高地。 

  24 推動新經濟發展領域地方立法。完善市場準入監管制度,明確“非禁即入”的“負面清單”原則,探索破除新技術新產品發展的不合理準入障礙,將新技術新產品以前置審批為主轉為事中事后監管為主。 

  當前新經濟蓬勃發展,新業態新模式層出不窮,但相關服務監管制度難以適應其快速發展需要。比如,共享經濟在發展初期由于相關政策法規沒有及時跟上,主要依靠市場和信任約束,影響行業健康發展。 

  近年來,深圳依靠快速響應能力、系統生態活力,正在贏得許多新經濟領域的發展主動權。此次,深圳提出通過地方立法,就是要為新經濟快速發展提供制度保障,構建彈性審慎的準入監管機制,著力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建立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破除不合理的準入障礙,創新新業態新模式監管,構建新經濟政策服務體系,支持鼓勵企業在法無禁止、允許先行先試的領域率先探索。這將為深圳新經濟發展創造良好制度環境,也為全國新經濟發展探索新經驗。 

  【國際借鑒】 

  美日等發達國家非常重視新經濟發展立法保護。早在2011年,美國內華達州就先于聯邦政府率先確認了自動駕駛汽車的合法性,2017年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了《自動駕駛法案》,明確了規范自動駕駛汽車及無人駕駛汽車的相關事項。2017年日本在全球率先開展數字貨幣立法,為區塊鏈、數字貨幣發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25 探索新技術新產品分階段分類管理模式。對萌芽階段的新技術新產品,建立“試點容錯”扶持機制;對成長階段的新技術新產品,抓緊制訂相關制度規范;對可能影響社會穩定、威脅公眾健康的新技術新產品,依法從嚴實施監管。 

  傳統監管往往采取“一刀切”的簡單粗暴模式,容易導致對新經濟“一管就死、一放就亂”,對于新經濟不同發展階段的“精細化”管理水平不足。 

  深圳根據新技術新產品的不同階段、不同類型的特征和需求,實施差異化的更加靈活精準的管理模式。具體而言,就是將新技術新產品分類進行管理。一是對還處于萌芽階段的新技術新產品,建立“試點容錯”扶持機制,采取包容的態度,為新技術新產品快速涌現創造寬容的環境。二是對處于成長階段的新技術新產品,為了更好更快向市場應用推廣,就要抓緊制訂相關制度規范,比如技術標準、產品認證、行業規范等。三是對有可能影響社會穩定、威脅公眾健康的新技術新產品,比如生物醫藥、無人駕駛,在鼓勵支持它們快速發展的同時,也要依法從嚴實施監管。 

  【國際借鑒】 

  為避免監管過早而抑制創新活躍性,發達國家通常為新技術早期階段提供相對寬松的監管環境。比如,日本通過“提高生產性特別措施法案”,專門針對人工智能領域提出“暫時凍結官方管制”的“沙箱制度”,企業可將試驗計劃遞交內閣官房統一窗口申請,有效推動企業迅速開展試驗。

  26 建立成果產業化綠色通道。在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無人駕駛等前沿領域探索成立法律、科技、倫理評估委員會,對相應科研項目開展評估。對通過評估的成果,探索在深圳市域選定范圍內直接產業化并率先使用。

  目前,生命科學、人工智能、無人駕駛等前沿領域,往往存在審查嚴、產業化慢的問題。比如,一個進口新藥,在我國的臨床審評時間要比歐美國家的審評時間長,美國平均為303天,歐洲約1年左右。 

  建立成果產業化綠色通道,就是希望加快前沿技術的應用推廣進程。首先,深圳將在一些前沿領域探索成立法律、科技、倫理評估委員會,面向全球聘請行業權威專家作為評委,負責對新技術新產品的技術先進性、合法合規性、社會倫理等進行全方位審核,這種全方位審核將代替部分行政審核。其次,一旦通過審核和評估之后,將根據成果的技術方向,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爭取在本市域內劃定范圍進行產業化試應用,或者政府直接采購使用,從而讓這些新技術新產品盡快實現其商用價值。 

  【國際借鑒】 

  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對生物技術、人工智能等前沿領域的審批普遍通過成立法律委員會、科技委員會、倫理委員會,提高審批速度。同時,也會利用政府采購制度等,推動新技術、新產品加快落地。

  27 探索構建新技術新產品的標準、認定、認證、定價機制,推動更多深圳標準上升為行業標準、國家標準和國際標準。 

  新技術新產業發展很快,但比項目、資金更重要的是規則、標準和環境,正是“誰掌握了標準的制定權,就掌握了市場的話語權”。我國目前在船舶、衛星導航、中醫藥等領域主導了一批有影響力的國際標準,深圳以企業為主體參與了很多國際標準的制訂,到2018年底,深圳牽頭或參與研制國際國內標準累計超5000項,但很多國際標準仍掌握在歐美發達國家手中。此外,很多新技術新產品上市后難以快速推廣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沒有及時制定相應的技術和產品標準,存在認證難、定價機制不完善等問題。 

  深圳提出建立新技術新產品的「標準、認定、認證、定價機制」,就是要支持企業和研究機構等積極牽頭或參與行業標準、國際標準,搶占國際標準話語權,勇當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生力軍。為此,深圳未來將在支持企業在技術攻關、產品試制的同時,抓緊構建新技術新產品的標準、認證、定價機制,進一步縮短科研產品研發上市周期,加速新技術的產業化步伐。同時,加強與國家標準委、國際標準化組織等認證認可標準主管部門和組織的溝通協調,推動深圳標準上升為國家標準、國際標準。  

  【國際借鑒】 

  國際上很多發達經濟體,都注重新技術標準的制訂,搶占標準的國際話語權。比如日本為推動2020年新一代高速通信“5G”商業化,促進制造商技術發展和新產品開發,日本總務省將制定5G技術安全標準,并計劃于今年夏天完成標準制定,努力促使該標準被國際組織采用,從而成為國際標準。

系列五:深圳打造創新母體,向“全球智慧孵化器”奮進

  良好的創新生態是推動高新技術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條件。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大力促進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政策鏈相互交織、相互支撐”的要求,深圳提出實施創新生態全面優化工程,從政策、資金、知識產權等方面支持、鼓勵和引導創新發展,營造國際一流的綜合創新環境。 

  28 建立“創新快車道”試驗性資助機制,主要面向相對成熟的新技術和概念,資助包括實際工作環境中的系統驗證、測試、試驗、商業模式驗證及標準制定等活動。 

  很多新技術和新概念,往往由于缺乏支持和資助而“胎死腹中”,無法快速轉化成產品。我們的科研成果轉化率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對技術轉化的支持鏈條不完善。 

  深圳推出試驗性資助機制,對推進新技術新產品快速產業化具有重要意義。具體來說,主要對那些相對成熟的新技術和新概念,給予資金和平臺的支持,支持將這些新技術新概念開展場景應用論證,進行系統驗證、技術測試、產品試驗、商業模式驗證以及標準制定等活動,為新技術新概念快速轉化成產品提供孵化平臺和環境。 

  【國際借鑒】 

  歐美日等國均建有創新實驗性資助機制。如美國制造技術測試床(MTTs)和制造業擴展聯盟項目(MEP)向小型制造企業提供新技術評估、測試、展示和定制服務。  

  29 探索允許個人申報財政資助的小發明、小設計等小微創新活動。 

  當前以“創客運動”為代表的小微創新正在全球范圍興起,帶來人類科研和創新活動理念及組織模式的深刻變革,這些小微創新有可能演變為具有巨大市場空間的新產品。一些發達國家如以色列都注重支持小微創新,而目前申請財政資金資助的科研項目規定不允許以個人名義申報,對草根創新主體的支持力度不足。 

  推出這一舉措,就是探索對各類小微創新、草根創新的支持機制,營造萬眾創新的良好環境。這類政策對符合條件的各類自由創新活動都提供支持,創新主體可以是小微企業和新設機構,也可以是老師、大學生、創客等個人和團隊。雖然支持的額度不大,一般為幾萬元或幾十萬元,但這很有可能極大激發全社會的創新熱情,促進有潛力的小微創新發展成為重要產品。 

  【國際借鑒】許多科技強國都重視對小微創新的支持。比如,以色列允許以個人名義申請財政資金資助的科研項目。日本建立“競爭性資金制度”,企業、機構、社會組織和個人都可以申請科研資金資助。 

  30 設立市場化的中試創新基金,支持專業性和綜合性中試基地建設。 

  企業在確定一個產品項目前一般要做三步前期工作,第一步進行試驗室試驗;第二步是小批量試驗,也就是根據試驗室效果進行放大規模;第三步是中試,就是根據小試結果繼續放大規模,中試成功后基本就可以量產了。數據表明,產品經過中試產業化成功率可達80%,而未經過中試產業化成功率最多為30%。因此,中試是產品由樣品到批量生產的關鍵階段。但由于中試環節投入大、時間長、失敗率高,許多企業尤其是中小科技企業沒有能力冒險投入,迫切需要支持引導。 

  深圳科技型中小企業體量大,對中試服務需求強烈,通過設立中試基金和中試平臺(比如工業研究院),就是要為廣大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產品中試所需資金、裝備條件與技術支持等服務,支持大量科技創新成果進行成熟化處理和工業化考驗,加快科技成果轉化與產業化,打造成全球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基地。  

  【國際借鑒】 

  很多發達國家和地區很重視支持產品中試。比如,美國建立了許多聯邦政府實驗室和非營利的中試平臺,為中小企業提供中試服務。臺灣建立的工業技術研究院,就是把創新產品變成成熟產品的大型中試平臺。 

  31 支持建立知識產權保護實驗室、存證固證系統。 

  當前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存在維權成本高、取證確證難等突出問題,很多侵權行為難以取證,導致審判周期長,無法讓侵權者付出沉重代價,使得產權保護難度加大。2017年9月,深圳市政府與國家知識產權局簽訂知識產權合作框架協議,提出合力將深圳打造成為全國知識產權領域創新政策的策源地、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高地和重要戰略支點。 

  深圳提出建立知識產權保護實驗室、存證固證系統,就是建立專門機構和硬軟件系統,快速精準地采集、分析、核驗、認定、存儲涉案數據,解決取證確證難問題,為法官、檢察官和律師成功處理侵權案件提供科學支撐,為實施最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提供有力支持。 

  【國際借鑒】 

  埃及政府設立了知識產權數據取證試驗室,主要用于企業軟件與互聯網盜版案件。我國工信部與加拿大湯姆森公司科技信息集團(Thomson Scientific)攜手共建“知識產權實驗室”,有力促進我國IT企業特別是軟件與集成電路企業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完善,實現知識產權的有效增值。 

  32 研究制定互聯網、電子商務、數字經濟、共享經濟等新業態新模式保護規則。 

  近年來共享經濟、數字經濟等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但由于缺乏相關領域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則制度,使創新創業者創新成果難以得到有效保護。 

  深圳提出探索建立新興領域和業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就是要落實《國務院關于新形勢下加快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若干意見》的要求,加強新業態新領域創新成果的知識產權保護。主要從兩個層面來構建。一是在法治建設方面,推動新經濟地方立法,明確完善商業模式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實用藝術品外觀設計專利保護制度,建立互聯網、電子商務、大數據等新業態新領域的知識產權保護規則,以促進創新創造者、傳播者和使用者之間的利益平衡。二是在公共政策方面,制定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將知識產權保護作為眾創、眾包、眾扶、眾籌權益分配的基本制度,通過運用和保護知識產權激勵技術創新,促進新產業和新業態的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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