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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中國金融智庫:歷史、進展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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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來源:人大重陽  2019-08-09

  作者王文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國務院參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

   

  新中國成立70年來,金融現代化的各項事業幾乎從零起步,走過了從無到有、從有到多、從小到大、從中國走向世界的艱難而又不凡的進程。與金融研究相關的政策咨詢機構或概稱金融智庫,也伴隨著金融事業的壯大而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入了新時代,金融智庫也亟待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

  新中國成立70年,中國金融智庫進入新時代 

  1950年8月,中國研究金融學規模最大的學術團體“中國金融學會”正式成立,標志著金融智庫雛形在中國正式誕生。此后三十多年,全國范圍內出現了一些地方金融學會以及零星的金融研究網絡和早期奠基著作。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人民大學財政系(后改名為“財政金融學院”)教師組織編寫了新中國最早的財政金融學教材《貨幣信用學》、《財政學講義》等,不僅奠定了新中國財政金融高等教育的基礎,也為后來中國財政金融領域的咨政建言培養了一批頂級人才。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擾,在新中國早期,金融智庫的建設與學者咨政的作用并未能充分得到發揮。

  隨著改革開放的開啟,具有現代化特征的中國金融智庫漸漸出現。1979年中國金融學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修訂章程,制定1980-1985年金融科學研究規劃。同年,中國銀行組建專門調研機構、也是商業銀行最早的金融智庫“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197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組建,1981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成立,兩家最重要的國家級智庫均在各自二級機構設置金融研究分支或金融智庫板塊。1981年9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正式成立,開始面向社會招收研究生。上百所大學也先后恢復或新建金融學院,越來越多學者在教學與學術研究之余,投身到中國金融發展的咨政建言中,尤其以“中國經濟50人論壇”(1998年)、“中國金融論壇”(2005年)、“中國金融40人論壇”(2008年)相繼成立,中國金融學者通過智庫型網絡平臺,致力于前瞻、高端、專業、國際的金融理論與政策研究,極大促進了世紀之交的中國金融改革與金融事業的大發展。

  2013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就“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做出了重要批示,并寫入到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此后,新型智庫如雨后春筍般紛紛建立。據不完全統計,過去六年來,新成立了省級和各大高校校級重點智庫超過300家,新成立的自稱“智庫”機構就更多了。2015年初,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指導意見》,第一次在中央頂層設計的層面規劃與落實智庫建設,也是第一次將智庫建設上升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軟實力重要組成部分的戰略高度來看待。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金融事業全面深化改革與更高水平開放的新要求,以及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春風,給金融智庫帶來了重大的時代機遇。中國金融智庫發展由此進入了新時代。2014年,在原有經濟、金融學科發展的基礎上,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北京大學國家金融研究中心成立;201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多個金融實驗室整合為“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并被中央確定為國家首批高端智庫之一。2015年4月,在中國人民銀行指導下,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成立,成為中國研究網絡最廣、成員單位規模最大的綠色金融研究與智庫機構,為構建中國綠色金融體系做出了巨大的貢獻。2016年9月,國務院參事室金融研究中心成立,每季度報送重大金融分析報告,成為最活躍的官方金融智庫之一。2018年12月,在部分智庫的建言推動下,《金融信息服務管理規定》出臺。此間,全國范圍內還成立了一大批以金融戰略、銀行、貨幣、證券、保險、財富、普惠金融、農村金融、互聯網金融等為名的金融研究機構或智庫組織。大量以金融改革、金融機構建設、國際金融形勢、微觀金融評估、定期金融數據分析等為主題的金融智庫研究成果紛紛問世。筆者所在的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也是在這個大背景下于2013年初成立,因建言進一步深化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2016年杭州G20峰會而獲得飛速發展,并在宏觀金融政策、大國關系、“一帶一路”等領域獲得國內外較高的認可度。

  從金融全球化與大國新博弈的角度看中國金融智庫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唯一一處提到“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是放在“第七部分: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的第一點“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的內容里。這折射出中央對智庫建設與發展方向的深刻要求,也啟發我們從金融全球化與大國新博弈的角度思考金融智庫的最新現狀與長期未來。總體來看,筆者對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六年中國金融智庫發展有如下看法:

  第一,中國新增了不少活躍的金融智庫,但仍急缺前瞻于國家發展的金融建言。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動搖了國人對美國金融模式的固有認識,對中國金融發展的思考不再僅局限于歐美國家的框架內。2010年,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應就國際金融危機做出怎樣深刻的反思?中國應該給世界貢獻怎樣的金融方案與思想貢獻?什么是中國特色金融發展道路?互聯網在中國普及,在支付、借貸、融資、保險、信托、消費領域都產生了不少新業態,應該采取怎么樣的新政策?作為當前中國最優先的外交政策“一帶一路”,“資金融通”如何才能實現?新時代下的金融如何滿足中國人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幣國際化該如何處理與美元霸權的關系?如何令資本市場服務于新一輪產業革命與經濟轉型升級?這些都是中國金融智庫面臨的重大研究議題,但中國金融智庫提供的思想產品遠遠跟不上時代的需求,更鮮有引領中國經濟崛起的前瞻性的建言。

  第二,中國金融智庫主辦了不少有影響力的活動,但仍缺少全球級的金融智者。中國金融智庫近年來非常活躍,與許多國家的相關機構合辦中外金融對話,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各大城市主辦月度、季度的金融分析會,承辦規模不一的各類金融名家講壇,發布不少具有一定影響力的金融研究報告等,使金融研究呈現了空前繁榮的階段,也讓過去較為高深晦澀的金融數據與著述走近尋常百姓。然而,面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金融風險的防范、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各國金融市場的監管合作、全球金融形勢的穩定與評估、金融政策的協調等等,中國金融的話語權亟需提升,更需要有一呼百應、在國際社會與金融學界有充分號召力的金融智者。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剛發生時,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發表了《關于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一文,提出的以超主權貨幣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思想,引起了全球關注。類似這樣案例當下實在是太少了。

  第三,中國出現了一些享譽全球的金融智庫學者,但中國金融智庫仍需打造更大的全球號召力與思想品牌力。曾擔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林毅夫、曾擔任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的朱民、擔任過國際商會(ICC)執董的張燕玲等,都在國內外具有重大的影響力,但中國金融智庫仍未形成具有強大思想印記的思想品牌標識,諾貝爾經濟學獎近年來多次授予金融學者,卻從未重點青睞哪怕是關注中國學界,全球前沿的金融新思想均發源于歐美國家,中國智庫還缺少諸如《反脆弱性》、《非對稱性風險》、《21世紀資本論》、“財政懸崖”、“灰犀牛”等大量名著或新概念來支持思想品牌,在每年達沃斯年會等重大平臺上發布的金融與經濟形勢思想還鮮有中國智庫的身影。相對之下,中國金融學者的社會美譽度仍還不夠,對時代變遷的深刻洞察力與總結力仍不太高。國內輿論仍流行著較濃烈的金融陰謀論邏輯,中國公民的金融理性仍未得到充分的培養。

  第四,中央部委、各級政府與金融智庫頻繁互動,但智庫在政策過程的良性傳導機制中的定位與作用仍需要拓展。一個良性的政策傳導進程包括前端的形勢分析、宏觀建議,中端的政策討論、策略推演,后端的社會傳播、效果反饋、執行修正等,智庫均應在每個環節扮演相對重要的角色。就當下的金融政策而言,中國的金融智庫仍只是在前端發力,重于形勢評估與數據分析,中端環節往往限于政府內部與極少數的智庫學者,無法揉入足夠多的精英智慧,而后端的社會傳播與效果反饋則往往被大眾輿論所牽引。以2015年股市異常波動期受到極大爭議的“熔斷”制度為例,草率出臺又草率收回,極大地傷害了市場的信心。倘若在此前有足夠精準的金融智庫與研究精英的投入與參與,可能不會有那么消極的后果。

  當然,金融智庫肯定不是完美無缺的研究產品創造者,也不可能是一國金融事業大發展的完全主導者。在政策制訂者與行業從業者之間,金融智庫的作用如何發揮始終仍是一個議而未定的問題。但是,優質金融思想的更多產生和傳播,對一國金融事業的發展當然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從這個角度看,中國金融智庫的發展道路仍很漫長。

  金融強國,首先要強大的金融思想 

  早在5000多年前的古巴比倫,就有文字記載了跨期借貸的記錄,說明金融歷史之久遠。俾斯麥曾講,他從銀行家那里得到的信息要比從外交官的報告更準確、更及時,說明金融影響之重要。然而,19世紀下半葉,現代金融業(包括保險、證券、商業銀行)才逐漸在西方興起。20世紀中葉,現代金融學科產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又改變了許多人對以華爾街為中心的西方金融發展模式的看法。2019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首次提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道路”。由此看,金融數千年的緩慢發展歷史,近百年來的金融學科進程,以及近十年來的金融反思,為中國金融智庫如何“特色發展”、“彎道超車”提供新的啟示。

  中國金融智庫應聚焦中國本土實踐,善于從中國文化、社會、習俗以及政治特性的角度重新解釋中國金融發展的歷史,回應包括米什金(Mishkin)、富蘭克林·艾倫(Franklin Allen)、道格拉斯·蓋爾(Douglas Gale)等西方學者提出的“中國金融反例說”,重新詮釋過去70年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演變的歷程與邏輯,厘清金融在中國社會、文化及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與地位,剖析中國金融體系與歐美國家之間的差異及相似之處。講好中國金融故事,本身就是講好中國故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國金融智庫應結合中國經濟現狀,對目前存在的債務、房地產、資管產品等存在的巨大風險隱患進行全景掃描,結合中國特色的政治架構、稅收制度、監管體系、法律制度、新聞媒體、文化淵源甚至信仰習慣提出可行的金融建言與解決方案,讓未來中國金融體系的市場化和資產的證券化真正成為經濟增長與穩定的重要能力,更讓中國金融真正促進社會平等、消除貧困、保障民生、健全法治,最終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做出應有的貢獻。

  中國金融智庫應瞄準全球未來趨勢,對存量資源調整、風險流動和財富分享機制等三大提升金融市場深厚生命力與競爭力的動力源做長遠的推演與評估,找到中國未來防范金融風險、助推中國金融更高水平開放的解決辦法,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進程中提升中國金融話語權,打通知識界、行業界與監管界的信息不對稱,還需要在人才培養、制度變革做足建言文章,真正使中國金融為未來國家發展與全球治理提供更多中國智慧。

  綜觀美國、英國、日本的歷史,任何一個經濟體從小到大的迅速成長過程中,無不體現著金融這個存量資源配置和風險配置平臺的重要作用。經過70年發展,中國已成為金融大國,但通往金融強國之路仍布滿荊棘,尤其是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陡增的大背景下,如何盡快幫助決策層解決包括金融監管體系尚不夠成熟、金融亂象和金融腐敗等時有發生的問題,防控金融風險、維護金融安全、推動金融開放、深化金融改革、強化金融合作、完善全球治理,需要有足夠強大的、支撐大國持續崛起的思想,對此,中國金融智庫須有所作為,且正當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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